在经济增长与能源供给矛盾日益凸现的当今，能源使用效率是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一般用单位能耗表示。单位能耗又名能源强度，是指能源利用与经济或物力产出之比。能源强度代表单位GDP的能耗，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反应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能源强度作为反映能源效率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指标，不仅受经济结构和能源经济效率的变化影响，而且也受到能源结构、资源禀赋、能源价格机制、经济体制及人口等结构因素的影响。
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能源强度都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即能源强度曲线呈现出倒U型。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能源的最优控制问题，即，在能源约束下，寻求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存在着能源强度的倒U曲线,并且能源强度已经超过了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具有了节能降耗的内在要求。
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无论在增长速度还是消费结构上一直都是世界能源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我们希望用较小的能源消耗实现GDP增长，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节能的目标。不过，能源强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不容忽视，如果经济增长仍保持更高速增长,则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将更为困难。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引起了能源强度的增长，而且表明经济增长对能源强度存在依赖性。因此，如果节能降耗超过一定界限，继续控制能源强度将损害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的步伐尚未加快、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培育出来的背景下，不断提高能源强度的目标，将使钢铁、水泥等传统高耗能产业发展受到限制，使能源行业的发展受到影响，最终影响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也就是说，如果超越发展阶段，过早地要求能源强度出现大幅度下降，甚至限制高耗能产业的正常发展，那么，这种下降直接会影响到中国当期经济的正常增长、进而影响到资本积累的速度、延缓能源强度进一步下降的到来，从而拉长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间。
根据国际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启示，今后中国能源强度的上升趋势，能源强度峰值的大小和出现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效率增长依赖于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但效果不明显，可行的降耗途径在于技术进步。当然，也不能只依靠技术进步来节能，要注意调整产业结构，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引导产业结构向低能耗方向调整，要科学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能源结构向高效率能源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降低能耗强度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受制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和速度，而且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改变能源的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源价格。在能源市场的价格体系有效的情形下，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下降，就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形下降低市场上的能源需求量，进而降低能源价格，同时提高工业企业对高效率能源的使用。所以，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能源价格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以资本扩张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应以资本投入效率提高为前提。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仍将大幅增长,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降低能源强度必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要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适当控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促进能源强度降低，走出一条能源、经济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来。在刺激经济走出低谷时，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注重投资导向，尤其是大型项目，需采取高效节能的创新技术，否则“锁定效应”将使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无法有效实现节能降耗。在经济繁荣时期，需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及高耗能项目的投资，并合理引导投资流入低能耗产业和领域，并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效率，减少能源消耗，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促使能源强度持续下降的必要机制。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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