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温下降，取暖季即将到来。相关部委已经明确，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的原则，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但同时，另一个“紧箍咒”也没有松劲：根据国家对北方地区清洁能源取暖的部署，到2021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以及其他地区的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要分别达到60%与40%以上，而在基准年2016年这一比例尚不足20%。同时，“2+26”及汾渭平原城市需完成双替代硬性指标。
一方面是艰巨的清洁取暖改造任务量;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天然气供需问题。打赢这场清洁取暖攻坚战，面临重重挑战。
“实现清洁取暖不仅是解决大气污染的重要途经，也对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意义重大。”中国工程院院士、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贺克斌说。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日前对记者表示，调研发现，清洁取暖工作存在三大“痛点”，首先是散煤取暖依旧造成大量室内外空气污染，其次是使用成本高为散煤复燃埋下隐患，最后是清洁取暖改造的政府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营机制存在双重困境，亟需转型。
济南热电有限公司。该公司所有燃煤锅炉大气污染排放已优于燃气锅炉排放，实现趋零排放。摄影/章轲
该机构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和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业委员会，刚刚完成了一项“北方典型地区农村居民冬季取暖研究”项目。调查人员对陕西、山西、黑龙江三个省份的六个代表性城市开展历时5个月的深度调研，完成了3000户问卷调研、574份入户调研、397户实地测试、12场地方政府及协会访谈等调研与测试，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和信息。
调研发现，经济成本是农村用户清洁取暖的首要关注因素。尽管60%以上的受访者都知道散煤会造成大气污染，但是在无补贴情况下，愿意改用清洁能源的比例仅为4.81%。
目前政府承诺了提供三年的燃气与电的补贴，若三年后补贴退出，存在大量居民因承担不起高额的取暖费用而出现重新返烧散煤的可能性，这是农村清洁取暖最大的难题和隐忧。
付璐介绍，在目前的清洁取暖试点中，即使存在补贴，运行费用仍然是传统散煤取暖运行费用的两倍甚至更高。
调研还发现，煤改电、煤改气主要集中在20%-30%的相对富裕的农户，50%-60%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户依然采用烤火炉和散煤取暖，10%-20%贫穷农户采用烤火炉或炕和生物质散料或劣质散煤取暖。
数据显示，相比于京津冀地区，山西、陕西和黑龙江的地方财政收入、公共预算和农户可支配性收入更低，意味着清洁取暖的农户可负担成本较少，资金缺口和补贴压力均较大。山西省农户2017年农村居民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8元，陕西省关中和陕北地区分别为11529元和12665元，黑龙江省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为12665元，均为北京市24240元的1/2左右，与河北省(11919.35元)相当。
调研发现，冬季取暖费用是农村家庭的重要开支项目，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山西入户调研结果显示，即便使用价格最低的散煤(每吨约合500元左右)取暖，一个采暖季的燃煤使用花费约为1000元，占当地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10%。
山西省有关方面表示，山西省的补贴力度与北京市接近，甚至略高于河北省。然而，山西省的经济条件和财政收入远不如这两个地区。清洁取暖推广任务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的模式使得原本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山西省备受重压，推广难度更大，也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目前的清洁取暖市场是‘政府主导、企业配合’，政府项目在短期内大规模上马，刺激了大量企业的进入，但又因为缺乏准入机制、评估机制使得市场极为混乱，鱼龙混杂。”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刘广青说。
刘广青认为，要实现可持续的清洁取暖，需要“百姓用得起、政府补得起”。农村清洁取暖改造应审慎基于农户的经济承受能力，综合考虑地方财政和资源禀赋等因素，遵循用户可承受、政府可支撑、运行可持续的原则。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业委员会主任郝芳洲等专家对记者表示，政府应制定科学的招标采购、补贴与评估机制，保障企业服务质量及用户利益。在招标阶段，应建立招标专家组评价指标体系，从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综合评价，避免低价恶性竞争。在交付阶段政府应尽量避免拖欠企业款项，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通过后追踪评估和问责机制，提高售后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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