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西方媒体近日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已暂停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采购。报道列出了两个原因：中澳政治关系恶化;中国继续严格控制煤炭进口，转向清洁能源。
中国是澳大利亚煤炭最大的进口国，今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27%的冶金煤和20%的动力煤。由于国际煤炭价格相对便宜，中国煤炭进口今年上半年还是增加的。但由于能源需求持续低迷，中国煤炭采购也有必要做进一步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承诺将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系统(生产和消费)，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目前在85%左右，其中煤炭占比近58%，减少煤炭消费是近年来清洁低碳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此，中国需要从“十四五”规划开始，着手准备相应的政策和规划，以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因此，今后长期限制煤炭进口也并非不可能。
从全球范围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能源需求骤降，“去煤炭”进程似乎在加快。今年上半年中国煤炭消费仅仅增长0.6%，另一个煤炭消费大国印度3至4月煤炭火力发电减少10%以上。
对疫情过后能源需求(包括煤炭)是否快速出现反弹，业界出现了不同看法。对“去煤炭”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疫情正在加快世界能源转型，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即使经济恢复，煤炭需求也难以恢复，全球可以迅速“脱碳”。
对“去煤炭”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疫情过后随着经济复苏，能源需求可能快速反弹。煤炭依然是全球主要的能源之一，2019年煤炭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比例为27%，仅次于石油(33%)，煤炭消费可能随着能源需求反弹而增加。
以中国为例，现有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中国“去煤炭”难度不小，实现较快煤炭替代的重要条件是能源需求必须很低。中国目前依然是“生产型”，而不是“消费型”的能源消费结构。美国的商业和居民用电接近76%，而中国仅为30%。从直接煤炭消费流上看，绝大部分的煤炭都是由第二产业消费，最终的煤炭消费中，至少有1/3用于直接消费，2/3用于资本形成(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相对低，决定了能源电力需求还将保持较高的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低碳清洁转型要求大幅度减少煤炭消费占比，控制煤炭消费。减煤、控油、加气是近几年化石能源转型的基本特征。而且由于现阶段中国减少煤炭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致性，因此减煤相对比较容易执行。
近几年来煤炭占中国能源结构的比例每年大约下降1%，但贡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且规模大幅度扩张，对改变能源结构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从中国可再生能源结构看，水电相对稳定，风电和光伏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占比太小(风电和光伏仅占一次能源的3.7%)，短期内还难以做出很大贡献。因此，只有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当可再生能源比例足够大时，才有可能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替代煤炭。因此，中短期新能源和化石能源都可能仍然继续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的低碳清洁转型还将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如果疫情过后，逆全球化成为常态，各国的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向国内自有的能源转变，这将不利于可再生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也不利于全球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需要为自己的资源优势寻找顺应低碳发展潮流的出路。就中国的能源而言，就是需要为煤炭寻找低碳清洁的出路，包括煤炭的清洁化及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等。
新冠疫情危机是否加快世界的能源转型和迅速“脱碳”，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人们的工作方式的确发生了有益于“脱碳”的改变，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也将促使各国政府和企业正确面对“脱碳”。
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宏伟目标。相应的政策与法律法规是保证“碳中和”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未来40年各个五年规划中都需要提出阶段性的减排目标，并配以相应的减排政策支持。可以预见，相关新兴行业将快速扩张，包括新能源、储能、节能等等。中国的“碳中和”目标会对其他碳排放大国带来压力，加快全球的减排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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