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都是碳排放大国，气候关系上大体保持密切合作。最近，两国的气候特使在同一周内相继宣布卸任，这将给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不确定性。
1月1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称，解振华由于身体原因，卸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外交部原副部长刘振民接任。
两天之后的1月14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称，他将卸任，会继续通过其他方式参与解决气候问题，并计划帮助美国总统拜登竞选连任。
作为美国资深外交官、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克里这一动向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不过媒体透露，克里此举是“离岗不离职”——他坚信拜登的连任对全球气候问题至关重要，暂时的离开只是为了更有效地给拜登助选拉票。
无独有偶，欧盟的气候行动委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也是一位新面孔。这意味着，世界上三大碳排放经济体都将由相对较新的面孔来主持，在2024年阿塞拜疆主办的缔约方大会(COP29)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会规划什么样的新合作路线，让人期待。
解振华今年75岁，克里已经80岁。两位老将，私交甚笃，有长达26年的友谊。
在2023年年底召开的阿联酋COP28气候峰会上，适逢克里80岁生日，解振华带着8岁的孙子和家人，专程赶到这次会上向老朋友祝贺。解振华最后解释，这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将一代代后继有人。
两位老将离开，外界对未来中美气候合作有担忧，解振华回应说：“我们不会离开这个领域，我们还会尽我们的努力来推动这个领域的进程。”
在达成全球减排关键协议方面，两位特使见证了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克里是越战老兵，后来开始从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克里非常关注全球气候事业，多次参与环境主题的联合国大型会议。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克里迎来了政治及外交生涯的“高光时刻”——出任美国国务卿。
担任国务卿后，克里最为耀眼的政绩之一就是协同全球19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为抵御全球变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协定签署当天，克里抱着孙女出席了签字仪式，以示“为下一代努力”的决心。
但在2020年，在前总统特朗普的带领下美国“任性退群”，国际威望大打折扣。拜登当选总统后，将国际气候事业视作执政纲领的重要部分，当选后即刻任命克里出任气候特使，期望他能帮助美国重塑已经严重受损的国际信誉。
不仅如此，拜登还将克里纳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标志着美国首次将气候问题的重要性与国家安全并举。
克里担任“气候特使”后，马不停蹄地出访30多个国家进行宣讲游说，在修复美国形象的同时试图拉拢更多合作伙伴。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r：“克里从政期间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丰富，在对华认识方面是理性、平衡的，而且有一种难得的反省和换位思考意识。尤其在气候议题方面中美达成协作，克里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去年11月，克里与解振华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长达5日的洽谈、并取得积极成果，为中美关系升温进行“预热”。
双方围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成功等深入交换意见。最后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向世界释放出两国通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积极信号。
解振华也是一名环保老兵，从事环保工作近40年，并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连续出席16次联合国气候大会。
2007年，解振华首次以中国“气候部长”的身份参加巴厘岛气候大会。2015年，被任命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2021年，解振华正式担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2023年，解振华因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巨大贡献获得首届诺贝尔可持续发展特别贡献奖。
对于解振华这一代人来说，深知发展的重要性，但难得的是，他总是把发展与需要保护环境的观点结合在一起。
中美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两位特使和他们在数十年谈判中建立的纽带。对他们来说，气候外交远不止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
目前，中国方面，解振华的接任者已经确定，刘振民也是一位气候领域的资深工作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刘振民自1996年开始参与气候大会，至2016年陆续参加过10次气候大会，包括至关重要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谈判。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他负责领导联合国秘书处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后续进程。
但在美国方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继任者。备受瞩目的潜在继任者包括前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Jay Inslee)和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前者在2020年竞选白宫时就将重点放在气候问题上，后者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府战略家，目前在白宫负责监督2022年气候法(即《削减通胀法案》，IRA)的实施。
无论由谁来接任，2024 年都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是气候外交日程表上最重要的年度会议，将重点讨论发达国家必须提供多少资金来帮助欠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美国是当今大气排放的最大责任国，将受到特别关注。
而且，美国即将迎来大选，谁会当选总统，对美国气候政策的走向影响巨大，这也是中美气候合作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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