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
科技向新向上，金融向新求变。广东是产业科技大省，也是金融大省，但从“科技”到“产业”仍存在堵点、卡点，迫切需要金融来打通。为了探寻写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新思路，南方日报聚焦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金融服务的短板弱项，派出调研团队奔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湖南等地，对各地科创金融试验区、大院大所、科技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政府投资机构、孵化器、产业园区等展开调研，推出“金融向新——六问科技金融全国深调研”。敬请垂注。
10月25日，文远知行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全球通用自动驾驶第一股”，资本市场再次迎来了科学家创办的企业。文远知行创始人韩旭曾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教授、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首席科学家。上市的那一刻，47岁的韩旭写下这样一句话：“7年的拼搏与坚守迎来了整装再出发。”
科技创新浪潮下，一大批拥有深厚科研背景的教授、学者与韩旭一样走出实验室，投身于广阔的商业天地。他们创办的“硬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受到追逐，一度在创投圈掀起了投资科学家的热潮。
创新资本如何成为科学家创业的“最佳拍档”？如何构建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科技金融生态？带着这些话题，南方日报记者走访北京、上海等地，倾听科学家和投资人的故事，求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金融答案。
●南方日报记者 黎华联 陈颖 唐柳雯 张艳 周美霖 发自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合肥、广州、深圳
科学家走出“实验室”
科技成果走上“生产线”
时间回到2016年，一场对话为文远知行的起步埋下伏笔。当韩旭带着PPT，正想讲述投资人通常最为关心的商业化“钱景”时，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抛出了一系列问题：“怎么做出来？周期是多长？需要多少钱？原因是什么？”
邝子平不仅关注自动驾驶的发展“钱景”，更关心眼前这位科学家能否将成果落到“地上”。谈话之后，邝子平成为文远知行的第一位投资人。带着启明创投的首笔200万美元风险投资，文远知行一路疾驰，来到资本市场的新起点。
自动驾驶领域是科学家“驶入”的赛道之一。过去几年，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半导体、工业数字化……每条科技创业赛道上，都有科学家的身影：华大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汪建，曾任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寒武纪创始人陈天石、陈云霁兄弟，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暗物智能创始人朱松纯，是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学院院长；第四范式创始人是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戴文渊与计算机系主任杨强。
出身名校、阵容豪华的科学家为创始公司注入“硬科技”的基因，将尖端、前沿的科研成果从“纸上”落到“地上”，成为产业和技术升级变革洪流的参与者。
科学家投身创业大潮，既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驱动，也与政策的鼓励分不开。
过去几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实施，为开展科技激励提供了法治保障。
与此同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科创板于2019年7月22日正式开板，这一全新的板块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关键融资平台。
在全面注册制改革落地的背景下，各市场板块进一步明晰定位：科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发挥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作用；创业板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北交所与全国股转系统共同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借助不断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一批科学家引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
资本市场“向新”，点燃了科学家创业的时代热情。在苏州，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博士江必旺用了15年时间，成功转身为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长。“纳微科技的上市触动了很多专家、教授从科研所‘走出去’，推动了产业化的发展。”江必旺说。
据扎根上海张江10多年的莘泽孵化器创始人曲奕观察，近3年来，入驻张江科技园的创业者中，大约有10%是从大院大所里“走出去”的科学家。此前，这类创业者近乎凤毛麟角。
数据显示，在已上市的科创板公司中，超六成公司的创始团队为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才或行业专家。
技术转化面临“死亡谷”
科学家难念“生意经”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
财富效应一度让投资科学家成为“热潮”。上海一家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表示，为了在更早期阶段投资科学家，过去几年部分投资人频繁出没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一线科学家交朋友，鼓励他们将成果落地转移转化。
然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潮后，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开始出现。“原来投资人投创新，都是投资科学家团队。创新产品是否真正符合产业逻辑，大家考虑得比较少。现在看来，很多项目有科学创新性，但最终不一定被产业接受。”今年7月，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的这段话引发了不少投资人的共鸣。
在调研中，投资界、孵化器、技术经理人乃至不少科学家都强调，好的技术不等于有竞争力的产品，好的产品不等于成功的公司。
科学家创业难，难在何处？“科技成果转化不是单一的科研活动，还涉及法律、市场、产业、金融等多个领域，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复杂系统工程。”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陈柏强认为，教授创业一定要对标真实的市场需求，谋定而后动。
专与全、快与慢、埋头创新与理解市场……这些能力难以在一个人身上兼具。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说，科学家追求的是科研突破，创业者追求的是商业回报；科学家讲究严谨，创业者讲究速度；科学家要慢工出细活，而创业者要快速迭代，“这6件事情往往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专注于中早期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人，赛智伯乐董事长陈斌认为，科研与创业需要不同思维。优秀的科学家往往拥有“完美主义思维”，希望把技术研究到极致，超越同行。但以这种极致的心态创业，往往会让其错失市场先机。
正如元禾璞华创始合伙人、上海展讯通信联合创始人陈大同的一段往事——在手机的MP3功能刚出现的时候，展讯芯片已研发出单声道64kps芯片，但技术团队希望有更先进的芯片体现公司实力，然而市场随后被联发科的单声道32kps芯片占领。“从纯技术走向市场，要经过脱胎换骨的痛苦磨炼。”陈大同说。
此外，对于科学家而言，如何获得与创业需求相匹配的资源、资金也是一个难题。“教授们聊起技术来可以侃侃而谈，但商业化思维存在明显不足，社会资本虽然繁多，但面对这类项目越来越持谨慎态度，起步阶段融资难成为制约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因素。”陈柏强介绍。
记者调研发现，科技成果项目的定价往往是投资人和科学家分歧所在。科学家对科研成果往往认为“自己的孩子只有自己才能养好”，要求较高的控股权和估值。但创新资本需要考虑股权背后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关注创业团队的责、权、利是否清晰，及未来的商业化和退出收益。“估值过高，后续的投资人不愿意跟进，会影响融资节奏和企业发展。”浙华投资总经理严见璋表示。
创新合伙人解答“转化难”
要帮得上又要耐得住
投资文远知行后，邝子平花了很多精力帮助团队解决创业路上不断碰到的问题。邝子平认为，好的投资人应该成为科学家的“创新合伙人”，“是能帮忙解决问题、带来资源、管理团队的‘知心人’”。
“创新合伙人”如何帮助科学家走通从技术到商业模式的重重关卡？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创新合伙人”向科学家传授的“第一课”是加强市场洞察力和商业思维。2021年，上海科技大学副教授叶朝锋与上海长三院团队坐在办公桌旁，逐字逐句斟酌他人生中的第一份BP（商业计划书）。经过寻找政府和园区支持、对接客户、找准产品市场方向等一系列“创业培训”后，叶朝锋成立了渺知科技。
在帮助科学家“找钱”之外，“创新合伙人”还会辅助科学家“找人”“找场景”，补上资源的短板、不足。
为科学家找订单，上海宝山技术转移中心副总经理高旭东利用自己的产业资源，为上海同芯构技术有限公司落地了3000万元的订单；为科学家“找人”“组队”，创投机构海邦沣华为创业之初的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俞晓春物色CEO人选、组建团队、设计股权架构、规划高管职能；为科学家解决“流片难”降低创业成本，中科创星为芯片项目提供设备及产线租赁……
除了“不会转”，“缺钱转”也制约着早期科创企业。目睹了不少科学家由于项目周期长、投资人看不懂，频频受挫、无疾而终后，34岁的光学博士米磊联合发起创立了中科创星，聚焦“硬科技”的早期风险投资。如今，中科创星累计管理超过110亿元资金，投资的逾490个硬科技项目中有200多个是科学家创业项目。米磊认为，创新资本投资硬科技要改变对“确定性”追求的惯性，用“专业性”来匹配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要引入政府和社会的“长钱”匹配科技创新投入的“长周期性”；以设立母基金和早期科技创新基金的组合为早期融资提供小体量资金。
米磊还表示，真正的创新项目通常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成效。“所以硬科技投资既要‘看得准，投得进’，也要‘帮得上，耐得住’。”
在调研中，业界提醒，科技成果转化不能简单地将科学家推向创业市场，科研成果转化至产业的形态多种多样，技术转让、技术入股、与有产业经验的合伙人创业都是成熟的做法。
目前，广东省科学院建立了技术经理人跟投等股权激励机制，形成“科研团队控股+技术经理人持股”的模式推动成果转化。广科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柳建尧介绍，这种“利益捆绑、利益共享”机制，使科研人员和技术经理人（包括职业经理人）在产权结构上形成长期合作，特别适合初创科技企业的发展，还保障了科学家安心做科研，创业企业家投身市场，共同做强做大科技企业。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唯有形成“创新链引领发展、产业链协同升级、资金链保障有力、人才链汇聚智”的合力，营造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才能让科研成果源源不绝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不断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他山石
合力导入要素构建生态
创新策源地长出科研“硕果”
实验室里，内燃机轰鸣，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柏刚和团队成员正在调试玉柴集团的氢内燃机，记录下每一次试验的数据。为加快实施氢内燃机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北京理工大学以“学校技术入股+股权激励+团队现金入股”转化方式，批准孙柏刚教授团队组建了学科性公司——氢燃科技。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更是科创“内功”的本源。然而，让科学家的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往往受制于一些体制机制“细绳”牵绊。正如氢燃科技所采取的学科性公司模式，虽然前期已培育理工雷科等3家上市公司，但由于学校成为股东，企业融资仍面临复杂的国有资产审批程序。
为此，北京理工大学近期主推“先赋权后行权”的新机制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已新孵化培育李龚导航、中芯热成、凝基新材等10多家高科技领军企业。其中，李龚导航最近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北京理工大学是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处缩影。作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近年来，北京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出台《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使各类创新主体“有得转”“有权转”“愿意转”“转得顺”。同时，北京积极推动高校院所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全市登记的技术转移机构达到174家。
面对科研经费不足、产业及资金无法高度融合、科技创新效能无法提升等问题，北京市成立了全国首支聚焦科技创新领域政府投资母基金“北京科创基金”，“投前端原始创新、投高端硬科技、投高精尖产业”，成为北京科创基金的显著标签。
科学家推动成果转化是一段艰苦而浪漫的征程。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必须坚持推动制度创新，发挥资本的催化剂作用，将各类要素导入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催生出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
作为全国第七个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了中关村科创金融服务中心，在全国首创试点认股权贷款、重点人才贷款、并购贷款3项支持科创企业的金融服务业务，单列资金额度支持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目前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万亿元，近5年增速均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广东策
建设国际风投创投中心
打造更懂科技的创新资本高地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安排，并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广东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强化金融支撑是应有之义。
今年7月，广东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的意见》，提出将广东打造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最佳地。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当前，广东虽已经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风险投资聚集地，但自2023年以来，受复杂的外部环境影响，股权融资市场遇冷，风投风险投资机构谨慎情绪加剧，处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需要长期研发投入、尚未盈利的科技初创企业融资难度增大。
对此，广东应加快国际风投创投中心建设，特别是加大力度增设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与在院所、龙头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共同设立“院企子基金”，直接投资、就地转化原创性前沿科技成果。同时，广东可发挥港澳两地优势，吸引国外原创技术、人才落户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建全过程创新链。
广东是科技大省、产业大省，也是金融大省，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广东创新发展的总定位。然而，技术在实验室阶段和商业化阶段完全不同，科学家们往往依据的是技术逻辑，而投资人判断成果能不能商业化依据的是商业逻辑，二者缺乏共同语言。广东应打造更懂科技，更懂产业的创新资本高地，鼓励引导风险投资机构梳理产业链底图，分析“卡脖子”技术和关键产业链环节；发挥风险投资机构资本枢纽作用，建立“研产”双向反馈机制，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场，实现科技与产业的精准对接和高校链接。
科技成果转化是世界性难题。从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面临多个“死亡之谷”，这其中不仅有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更有科技成果早期概念验证的“最初一公里”难题。从金融视角看，广东可进一步引导培育风险投资机构探索“深度孵化”模式，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布局概念验证平台，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创业指导并进行概念验证，验证创业项目的商业可行性；鼓励风险投资机构专注“投资+孵化”，为科技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投前+投后”增值服务，让科研人员“无负重”投入到科研成果转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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