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利芬
从《欢迎你，哈雷彗星》到《播火录》
记者：能谈谈您从事科普电视事业的缘 起和历程吗？
赵致真：我的科普电视片处女作是《欢迎你，哈雷彗星》。1985年，我从长江航运管理局创作室调到武汉电视台任副台长兼专题部主任。适逢哈雷彗星1986年回归的前夕，全世界的媒体争相报道。美国科学促进会还酝酿了一个“2061工程”——在哈雷彗星下次回归前大幅提高美国国民素质。但我们国内反响相对淡漠。我决定做个电视片试试看。那时的武汉电视台只有100多人，设备简陋，素材来源更极为有限。我们靠最原始的办法，制作了一部15分钟的电视片， 取名《欢迎你，哈雷彗星》，前一天刚送到中央电视台，第二天便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了。后来获得了全国专题节目一等奖、优秀 解说词奖。我深深震撼于电视的神奇功能和强大影响力。这次初试牛刀，成为我决心办好科普电视的起点。
接着我拍摄了《我们应该长多高》《当我们站起来之后》《怪坡揭秘》。1994年，我们拍摄了《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除了及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作为主要宣传片对公众放映。在英国拉夫伯勒举行的国际科学与传媒大会上，这部片子获得了优秀节目奖，成为我们走向世界的开端。
此后,比较重要的作品有《追寻永乐大钟》，在巴黎国际科技电视节上，和BBC等世界大台选送的节目同台竞技并获得大奖， 接着送到里斯本电视节、布达佩斯电视节又接连获奖。我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我们的制作技巧特别高明，而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令国际同行深深惊讶和叹服。武汉市政府以为我对做钟很有研究，就把全市迎接新千年的重点工程交给我们——在武汉黄鹤楼上铸造一口21吨重的“千年吉祥钟”。其中的故事起伏跌宕，险象环生。
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先后聘请五位专家写“钟铭”，可惜都不合用，最后临到浇铸， 我只能自己操刀，并登在《武汉晚报》上公示。为避免有掠美之嫌，随后出版的《武汉千年吉祥钟》一书的附录中收进了全部五位老师撰写的“钟铭”原文。
2000年，我们摄制了另一部片子《守护敦煌》，获得多个国内奖项和巴黎电视节主席特别奖。我离开电视台长位置之前做的最后一部片子是《我们的宇宙》（3集），播出后曾受到多位天文学家的赞扬。几家出版社商量出版光碟和书籍，但由于我对其中太多的数据没有进一步核实，不敢贸然付梓，又抽不出时间仔细考订，一直拖到今天。
作为电视台的“一把手”，我的这些科普电视片，都是在完成全台宣传、经营、管理工作，并在撰写许多时政、文教题材电视片之外挤出时间完成的。
记者：您认为您最成功的三部科普作品 是哪三部？能谈一谈《播火录》的摄制和出版情况吗？
赵致真：我最为呕心沥血、敝帚自珍的作品，要首推《科技与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我便下定决心，在中华民族百年梦圆的历史时刻，“科技之光”不能缺席。完成这部片子所经历的曲折艰辛难以尽述。我和“科技之光”的几个骨干在绝望中一度准备卖房子筹措资金，其实那个时候房子并不值钱。最后找到交通银行赞助了200万元。真正的“贵人”是央视体育频道主任江和平， 他在明知主要领导态度的情况下勇于担当， 为我们创造了最优厚的创作和播出条件。 《科技与奥运》是典型的“硬科普”，涉及各种力学原理，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迄无结论。我钻研了海量中外书刊和文献，并请北京大学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担任顾问。当时栖身的居民楼天天有人装修房屋，如同坐在“响鼓重槌”中，以致我多次跑到地库的轿车里写作。这部35集系列片得到科学界高度认可，文字稿成为高教出版社《大众力学丛书》的第一本。我还被评上了北京奥运会先进科技工作者。《科技与奥运》没有做成“应景”的“易碎品”，体育运动中的力学原理不会过时，这部作品也因此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又一件举国盛事，而百年世博恰好是近代科技史的一个现成框架。撰写20集《世博会的科学传奇》，最大的劳动量仍然是阅读。我在后记中写道：“恍然回到青年时代舍生忘死的高考阶段，但这次要考20多门功课”，“我们在家里两面墙上挂了一张3米长，1.5米宽的塑料布，制成一个巨大的表格，横栏列出历届主要世博会， 竖栏列出蒸汽机、航海、火车、汽车、电气等不同选题，上面逐渐贴满了繁星般的几千个小纸条，记载着不同世博会的不同事件”。为查证落实人物事件的来源出处，我们向全世界相关机构发了上百封电子邮件。每天夜里11点出门，开车到长安街溜一圈，回来后继续工作到凌晨2点。直到上海世博会开 幕，还有7集内容没有抢出来，只好把准备好的资料忍痛放弃。这部系列片在央视国际频道播出，同时参加了上海世博园展映。
我最在意的作品还有《欢乐与智慧同行——2012龙年科技春节晚会》。创作一部“科技春晚”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是一场两个半小时的晚会，我撰写了全场的串词、相声、小品、歌词，多次开车到工厂安排道具制作。节目摄录时和同伴熬夜到通宵。在当年全国上百场春晚中，这是花钱最少、明星最少、演播厅最小的春晚，但却是中国第一台“科 技春晚”，也是后来各种“科技秀”的先声。在中国广电学会举办的全国“春晚”评比中，《欢乐与智慧同行——2012龙年科技春节晚会》获得最佳节目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导演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老局长刘习良曾经在电话中勉励我，要把“科技春晚”做成一个品牌。可惜看到这个节目的人太少了， 节目是腊月二十八中午1点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还有一段小故事，“科技春晚”本来说好了与湖北电视台联合摄制，原定在湖北卫视大年初二黄金时段播出。岂料湖北台台长突 然被调走了，新来的台长临时执意把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改为晚11点半到凌晨2点，成了真正的“衣锦夜行”。而众多热爱科学的观众根据节目预报准点收看“科技春晚”时，发现换成了湖北台的“春晚集萃”，其中竟然有和尚唱经的节目。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传教顶替科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简报中严肃批评了湖北电视台的失当。
《播火录》是我制作科普电视片以来， 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部系列片。起源于20年前的老朋友钟制宪看了《世博会的科学传奇》觉得“不过瘾”，她侠肝义胆筹措资金，希望再拍摄一部“姐妹篇”。如果说世博会上登场的主要是发明家、企业家、工程师，这次要把目光转向主流科学家。我在 后记中写道：“熟读二十四史，就像对人生博弈的各种‘棋谱’‘残局’了然于心，能从中学习经验，避免错误，增加选项。读史的确使人睿智。然而，我们民族的历史也有 欠缺。翻遍卷帙浩繁的黄卷，鲜有近代科学实践的内容。可见我们向历史学习，还需要打开另一扇门户——世界近代科学史。我们无论怎样翻箱倒柜，也无法从经史子集中找到等价物和替代品的。”我把几十年“积攒”的有趣故事汇拢到一起，打破国界和时代界限，按照人文价值归类。但并非“主题先行”，通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最后写出的篇目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初设计的框架。我们的团队走遍了世界各地，获取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2016年完成的《播火录》第一 季14集，在北京电视台和互联网上播出后得到好评。目前正在摄制第二季。“对选材从苛从严，宁遗毋滥；对史实追本穷源，匡谬归真；对歧异慎思明辨，择善而从。”这是我们创作《播火录》的基本守则。
科普电视片的立体化传播
记者：能谈一谈科普图书与科普电视片 的衍生关系吗？
赵致真：我的电视片都是先有文字稿，再严格按照本子拍摄的。我一向反对把电视的脚本说成“解说词”，球赛和旅游节目才用得上“解说词”。我写的“电视文学稿”都是直接 拿来出书的。《科技与奥运》对应的图书是《奥运中的科技之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全国青少年百种 优秀读物推荐书目”。《世博会的科学传奇》 衍生的图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造物记》，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普图书一等奖。《播火录》的情况有所不同，电视片拍摄之初，就明确定位以出书为主，电视台播出为辅。
我对书的情感是自幼养成的。这些年虽然在做电视，仍感受到书的生命力更持久， 影响力更长效，文化品位更高档。在喧闹一时的屏幕上，只有经过淘洗，达到一定层次的影视作品才值得出书。这也是电视片“修 成正果”的很好归宿。特别现在能够通过扫二维码在纸媒上看视频，书就更加功能齐全了。拿我们拍摄的小实验《神奇科学》来说，从来没有在任何电视台播出过，迄今为止，重版不下7次，发行量达几十万册。
记者：除了科普图书，您还创作了一些科普散文，能谈一谈这些作品吗？
赵致真：我的几乎所有科普电视片脚本，都作为“科学散文”在报纸杂志发表过。真正有点影响的科学散文是《我们的灵与肉》， 有20000字，漫谈人类精神和躯体的关系，以及心理卫生的体悟。这是2003年我被香港科技大学聘为“包玉刚杰出艺术家”后，为了给学生们演讲准备的稿子。当时香港由于“非典”流行，各种公共集会停止，演讲未能如期进行。讲稿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获多家媒体转载，并收进2004年的《中国最佳随笔》。另一篇《怎一个“老”字了得》， 有23000多字，讨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是我应《当代健康报》邀请到济南做的报告，众多媒体不断转载。这些演讲都是急就章，因为其中有些数据和表达还需要进一步核对，所以我也没敢付梓出版。
“我发表的科普评论都是在为科普电视争生存”
记者：您有一些科普评论文章，这集中反映了您对科普电视片的一些思考，能具体谈谈吗？
赵致真：首先我不是因为写作和编导电视片而成为“科普人”的，我最早是以推动科技在荧屏上传播而进入“科普圈”的。 1987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荧屏，莫让科学叹息》，引起时任广电部长艾知生的关注和批示，并收进次年《广播电视年鉴》。我发表的科普电视评论，大都是为一些重要会议准备的发言，譬如1996年全国第一次科普工作会议上的《电视应担负起普及科学的道义责任》，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1999年全国第二次科普工作会议的发言《深情奉献，科技之光》，刊登在《人民日报》千禧版上。其他诸如《中国电视和中国科普》《开办电视科技频道是中国科普的当务之急》《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忧思和建言》等，都是在不同的国际、国内论坛上的讲演稿。《三网融合与中国科普电视的新生》，则是为国家“863”计划写的报告。这些文章的主题非常单纯，全都是为科普电视争生存、争地位、争权利、争名分，后来集中到呼吁开办电视科技频道。这次2018年科普作协年会上的发言《中国科普电视的历史经验和起死回生》，就是我在新时代的又一次建言。我多次说过，我的人生很失败，自己一 辈子的追求和主张未能实现，但也能坦然面对，失败不过是没有成功而已。
文科出身的“科普人”
记者：您是文科出身的，为什么会对科学情有独钟，并具有比较好的科学功底？
赵致真：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很喜欢数理化，成绩也在全年级名列前茅。1962年高考前很想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我的一个长辈亲戚还在那里担任总支书记。她委婉地告诉我打消这个念头，因为我父母1957年被双双划为右派，那时虽然摘帽了，仍然怕政审过不了关。后来我读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但始终关注科学发展，几乎购买了那个年代能买到的所有科普书籍。“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分配到山西煤矿中学，教过“工业基础知识”，为学生设计制作科学教具，在煤矿机修厂参加车工、钳工、锻工、铸造劳动，为矿工安装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冲洗放大照片。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科普种下了很深的因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调回武汉，我几乎订阅了所有严肃的科普期刊。1999年，我已经担任武汉电视台台长，受命负责在黄鹤楼上铸造21吨的“千年吉祥钟”，从选择厂家到设计方案和铸造工艺都要拿主意。我调侃说，这一年等于读了半个铸造专业。
我在《科技与奥运》再版前言中写道：“我一向对‘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心存疑虑。二十来岁年纪，读了四五年大学（在我的时代，不少人进校便遇到‘文化大革命’），怎能从此贴上一成不变的‘出身’标签？人的学习是终身的，知识构建和事业重心也可以不断改变。”
如若真要分“文科人士”和“理科人士”，早在高中就基本定型了，如同全能干细胞已经分化为多能或专能干细胞。大学文科、理科不过让他们类聚群分，各适其适而已。
记者：请谈谈您早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历程，以及对您后来从事科普创作的一些影响。
赵致真：在山西煤矿期间我便为当年的“文艺调演”写剧本，主编《矿工文艺》。 1978年我在《长江文艺》发表第一篇正规的小说《在中秋节的圆月下》。此后写过电影剧本《难忘的岁月》，得到马烽、李准等名 家推荐和崔巍、马德波等电影界前辈肯定， 回到武汉后写了电影剧本《水上年华》，发表在《艺丛》杂志上，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没有投入拍摄。1982年在《青春》杂志发表的小说《调动之后》被《小说月报》和《新华文摘》转载，英语版《中国文学》译介到海外。先后在《人民文学》《广州文艺》《奔流》《四川文艺》《芳草》《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小说和报告文学，198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小巷的琴声》，次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黄鹤百年归》。按照正常生活轨迹，我应该在文艺界待下去了。当年武汉市打算调我担任市作协领导职务，考虑到父亲正担任市作协主席以及文艺界复杂的恩怨，便毅然抽身文艺界来到了电视台。
文艺创作经历对我科普写作的最大影响，是电视文字稿要按文学标准来写。无论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都力求“郁郁乎文哉”。记得我在科普作协的会上说过，“科普作家比起其他作家，不应该是少了些文采， 而应该是多了些知识”。我自己的科普电视片文稿《追寻永乐大钟》《守护敦煌》《五环旗下的马蹄声》，都曾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有些作品被《新华文摘》选用，收入中国作协每年度的《中国散文精选》。2014年 1月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科学与文学相遇的地方》，呼吁科学家和文学家互相走近。
科学诉诸理性，文学诉诸情感。我写科普作品，仍然是把爱憎、价值和激情作为灵魂的。
我从来不写关于创作经验的文章，也不看这类文章。创作是很个人的事，要在实践中自己逐渐感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直接传授。
记者：您认为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在科普创作中哪个更重要？
赵致真：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根本谈不上科普创作，连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不应违背科学常识。我在《大众力学丛书》十周年座谈会上有一段发言说，我初到电视台，“常常感受到周围‘文科思维’的误区， 譬如中央电视台的开播片头，两个电子在不同轨道绕核转动，突然相向碰撞而发出闪光，只考虑视觉效果，完全不顾科学原理。直到现在，央视新闻开场的地球都不按照23.44°的倾斜角自转，这本应是普及四季形成知识的好机会。再譬如当年我们台的少年 合唱团演出著名儿歌《种太阳》，‘一颗种到南极，一颗种到北冰洋’，为孩子灌输错误的概念。我后来开办《科技之光》节目，招聘的近40个记者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大学生。”
但“理工科背景”也有局限。首先现代科学分支越来越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科学界内部也同样隔行如隔山。何况还有学说门派的歧见。而专业知识艰深到一定程度，就超出了科普的“光谱”范围。
我认为有两种能成功实现科普的模式：一种是双脚站在科学家队伍中，凭借权威的专业知识，向公众生动通俗地讲解自己本职的工作；另一种是双脚站在公众的行列中，凭着对科学的基本功底和学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弄懂各种相关知识再讲述给公众。美国科学大师约翰·惠勒说：“要想了解一个新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可见科普写作不一定是把肚里现成的学问倒出来，也完全可以“临阵磨枪”和“现买现卖”。
和世界优秀科普作家相比，我们的主要差距不是知识错误和硬伤过多，而是缺乏机智幽默的情趣、宽广辽阔的视野和博大深厚的人文情怀。
“我想用时间换作品”
记者：你曾经在国内外获得不少荣誉， 你如何看待科普工作的成就？
赵致真：我的作品和我本人都获得了一些国内外奖项，这无疑是件愉快的事，获奖是一个重要尺度，是社会对你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形式，但也不能过分在意和当真。譬如我获得1999年意大利普利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难道中国送别的候选人去参评，就一定评不上吗？我觉得当年比我有资格的 人很多，见到有好心的报道说这个奖是科普界的“诺贝尔奖”，我就会脸红。我还当过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奖的中国候选人，但却落了榜，这和国际的政治气候、评委的个人倾向、候选者的数量都密切相关。我当过巴黎国际科技电视节、蒙特利尔国际科技电视节、欧里亚克电视节、里约热内卢电影电视节的评委，深深知道评奖中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对这些奖当然要争取， 也要尊重，但如果认为都是神圣的金标准和金桂冠，则未免“捡根棒槌当了针”。我的 《播火录》中用4集写《另眼看诺奖》，可以算是我对这类问题集中的观察和思考。
记者：您是老骥伏枥，退而不休，能介绍一下你当前的工作情况和今后打算吗？
赵致真：我现在一起床就坐在电脑前，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写作的主要资料素材贮存在许多大容量硬盘中，一百年间的《科学美国人》《伦敦新闻画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大众机械》等，电子版有好几个TB，胜过了我满屋子的书籍。和《科技之光》的伙伴们通过各种云盘传递视频素材，学习操作常用的软件插件，也算“乱打三年成教师”了。今天做学问真是幸福。我还暗自庆幸当年在高中学的是英语而不是普遍开设的俄语，使我不但在电视台翻译过两部系列电视片，还大大有助于今天在网上畅意遨游。
回忆15年前我写《怎一个“老”字了得》时，还是以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侃侃而谈，今天真轮到自己“进入角色”了。我在《播火录》后记中说，“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早该走生命的下坡路了，却还在坚持年年爬坡。人们用钱买黄金为了保值，我想用时间换作品，也是生命的保值。”我在北京出版社70周年社庆时发言说，“每完成一部文稿，便会减少一分对离开这个世界的恐惧和遗憾。”我当然有自知之明，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有多大价值？我到过多个世界级的 大图书馆，那书籍海洋里的每一滴水，都是我所不认识的人、在不知什么时间地点撒下的心血。我的这点涓滴之劳也将汇入其中，想到这里，心中便会充满温暖的情感。
眼下先把《播火录》后14集写完拍好， 把几本齐头并进的书完成，再和伙伴一起争取把酝酿多年的几个电视片做出来，还要留点时间和清醒写写回忆录，经历过如此动荡多变的岁月，一个老人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时易逝，心徒壮，岁将零。”我希望能实现最后的人生目标。
（采访者姚利芬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科普创作》执行编辑）
转载于《科普创作》2019年3月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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