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徐东良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黄 端 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唐宇文 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直是各项政策和改革推进的重点。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接近饱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压力大等因素交织叠加，外需持续放缓。这会给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应对？
主持人 赵姗
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新格局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直是各项政策和改革推进的重点，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哪些新的发展格局？
徐东良：一是发展动能从“以旧动能为主”转向“新动能引领”，绿色、环保、高科技产业成为发展重点。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正加速崛起、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日益凸显。新主体更加活跃，上半年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1.81万户，过去5年我国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80%，目前已超过1亿户。新产业迅速崛起，代表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相关产业和产品增长比较快，其中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1.6%和9.2%，均快于整体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创新步伐加快，2018年1—5月，156个国家高新区共实现营业收入12.35万亿元，同比增长8.13%；净利润7265亿元，同比增长8.78%；出口13719亿元，占全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两成，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和水平显著提高；注册企业13.6万家，同比增长25.3%，硬科技和前沿科技企业大量涌现。
二是发展布局从“板块单打独斗”转向“板块抱团发展”，开启了区域之间的协作和联动。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板块是基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支撑。在上述“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决策部署叠加作用下，新型城镇化步伐继续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积极推进下，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空间进一步拓展，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水平和层次得到了有效提升。
三是发展时序从“部分区域优先”转向“同时同步推进”，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显著增强。以前，东部地区更多聚焦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更多承担提供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基础支撑任务。党的十九大以后，西部地区正在逐渐摆脱“上游”角色，转而着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一大批现代装备制造、能源深加工、大数据等新业态、新动能在中西部落地生根，贵州以及重庆、成都、西安等一个又一个经济增长极在中西部竞相出现，区域发展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良好态势。
唐宇文：当前，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明显，区域间呈“东强西弱”态势，区域内部呈“南强北弱”特征。从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南省来看，一方面，面临着东部、西部地区的双重压力，转型升级进程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2018年1—5月份，湖南省规模工业增速比北京、福建、浙江、上海分别低1.3、1.1、1和0.4个百分点；经济增速不及部分西部发展势头较好省份，一季度湖南省GDP增速比贵州、云南、陕西、四川分别低2.1、1.3、0.5和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省内各地区间经济分化态势显著，经济总量占比超过30%的长沙市一枝独秀，一季度8.7%的GDP增速在14个市州中居第1位，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1—5月长沙市规模工业增长8%，仅略低于益阳市0.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大湘西地区的怀化市和湘西自治州，一季度GDP仅分别增长7.3%、6.7%，1—5月份规模工业仅分别增长6.9%、2.9%；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市转型压力大，1—5月份岳阳、株洲、衡阳、湘潭市规模工业仅分别增长7.2%、7%、7.3%和2%，均低于7.6%的全省平均水平。
外需持续放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接近饱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压力大等因素交织叠加，外需持续放缓。这会给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应对？
徐东良：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外需放缓导致区域经济增速放缓，“直接冲击”和“传导效应”并存。东部地区外贸总量占全国80%以上，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外需放缓使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带来的制造业上游市场不景气、人民币升值、关税提高等因素将持续震荡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导致中西部地区不同程度增速放缓。
二是外需放缓倒逼区域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和“规模扩张”并存。外需放缓“窗口期”，东部地区正加强核心、关键技术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向“微笑曲线”价值链两端攀升。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要素总体不足，仍须通过外需扩张外部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和结构升级。
三是外需放缓促进区域内外市场优化整合，“外需市场重构”和“内需市场培育”并存。在外需放缓背景下，东部地区正转向侧重“一带一路”和新兴市场沿线国家，西部地区正努力开拓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区域行政和市场垄断逐步被打破，巨大的内需潜力将加快释放，新时代区域市场一体化新格局加速形成。
应对之策，我的建议有三点。一是根据“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对外贸易政策。将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劳动力优势与东部地区的市场优势、营销优势、资金优势、渠道优势相结合，加快中西部地区对产业和外资承接，东部地区可着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外贸工业；对中西部地区实施倾斜性外贸政策和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着力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二是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多元化的区域对外贸易市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东部地区可侧重针对欧美日现有市场和顾客，采用新技术增加新业务拓展新市场，或利用新技术拓展“一带一路”新市场。中西部地区可侧重承接东部地区原有技术及优势资源，开拓“一带一路”等新市场。
三是激发“内源性增长动力”，培育一体化的区域内需市场。打破区域市场壁垒，实现贸易、服务、投资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地、集散地和主要消费地之间，形成生产、流通、消费的高效衔接，推动“大数据+生产、流通、消费、监管”全流程再造，促进行业间、系统间、部门间信息实现共享和交换，释放“大数据+大市场”内源性增长动力。
唐宇文：尽管目前世界经济仍保持着稳步复苏的发展态势，但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在外需放缓的大趋势下，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外向性较明显，2017年广东、浙江、江苏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分别达47%、38%和29%，外需放缓对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较小，2017年中部六省中，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最高的安徽仅为7.5%，湖南只有4.53%，西部地区最高的重庆仅为14.8%，外需放缓对这些地区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外需放缓对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很多生产活动都是为沿海地区出口产品提供上游产品或进行生产配套，沿海地区也是中西部地区务工群体的目的地，外需放缓将间接影响上游产品的生产和中西部地区转移就业者的务工收入。另一方面，外需放缓也将推动沿海地区竞争力较强的产品从国外转向国内市场，对中西部地区部分产品形成挤出效应。
应对外需放缓的影响，一方面，需要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联合起来，抱团共同解决争端、应对挑战；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外需放缓中的结构性增长机遇，如低技术、低成本产品放缓中，高技术产品需求依然旺盛；在欧美传统市场放缓的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东盟、中亚、东南亚及南美、非洲部分新兴经济体的需求依然旺盛；要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应对外需整体放缓的影响。
积极推进外贸市场多元化推动福建从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福建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请您谈谈当前外需持续放缓对福建省区域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端：今年以来，福建省经济保持稳中有升，质量效益持续改善。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2%，比一季度高0.3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4个百分点；出口增长7.0%，增幅好于上年。外需放缓对福建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
第一，近期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影响。
一是出口方面的影响。美国是福建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17年福建省对美出口1441.7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20.3%。中美贸易摩擦对福建省出口冲击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领域。应该看到，近期美国行为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但从中长期看，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有可能逐步沿着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转嫁，其最终结果会由出口商、上游原材料、零部件供货商以及美国采购者共同承担，并不会完全由中国企业负担，因此受加征关税影响的对美出口商品会相应减少。
二是进口方面的影响。2017年福建自美国进口481.1亿元，占福建省进口总额的10.7%。中美贸易摩擦对福建省进口的影响也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涉及飞机、大豆、谷物、塑料及橡胶制品等。由于中国加征关税的部分美国商品，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同类商品寻求替代或在美国方案实施前抢先进口、实施后暂缓进口，总体上对福建省企业的影响有限。
第二，中长期影响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经济转型程度。
中美贸易摩擦能够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中美产业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并且在这个差异中美国处于产业高端，这种局面短期内还无法改变，这也注定了这个问题将长期性存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经济转型发展程度。
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内需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解决这个问题条件也在不断增强。近年来，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有所下降，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从2005年最高峰时的43.5%、24.5%下降为2017年的22%、13.9%。目前，福建省对任何单一国别的贸易依存度都低于当年德国、日本与美国贸易争端爆发时相应的依存度。
因此，从中长期看，在近期对福建省外贸进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的基础上，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坚定走自己的路，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摩擦影响必将化于无形。
中国经济时报：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对福建省外经贸影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此，您有何应对建议？
黄端：第一，充分提高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的认识。中美贸易摩擦从中长期看是公平国际贸易规则之争；从短期看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借口。本质是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改变的时候。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要看到这个新秩序已经呼之欲出了。因此，我们对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要保持清醒认识，未雨绸缪、积极应对、远近结合，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对外开放，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提高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积极主动认真地做好应对预案。中美贸易摩擦最终走向谈判的可能性较大，但也要做好应对摩擦升级甚至失控的充分准备。为此，要精准施策，密切做好跟踪研判，深入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建立进出口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动态掌握企业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时有效提示相关行业、企业做好应对贸易摩擦工作，认真做好救助政策储备，对受影响较大的重点出口企业给予适当的出口补助，用好信用保险政策工具，加强投资贸易风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与国家部委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反馈国家反制政策和外贸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积极争取国家支持。要加强与受影响企业较集中的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定详尽的应对预案，指导进出口企业用好实施加征关税前的过渡期，努力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三，积极推进外贸市场多元化。在积极应对和巩固美国市场的同时，要引导外贸企业加大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开拓力度，精耕细作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新兴市场，降低出口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利用举办中国进口国际博览会等契机，建立新的市场采购渠道，做好进口商品替代工作。转变外贸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加强主体培育，强化市场拓展，优化外贸结构，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推动福建从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
第四，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支持前沿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以及公共研发平台、实验室、中试环节、工业互联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培训，打好“标准化+”“数字化+”“互联网+”“电商+”等组合拳，促进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大对全球价值链研究，重点关注价值量大、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大的行业和企业，科学布局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赶超目标。
第五，着力营造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着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步伐，打造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乐土。整合投资促进和外贸促进资源，加强重大外事、经贸会展等活动与贸易促进的联动，把经贸外事活动、友城往来、国际展会等作为推进企业走出去的契机，增强与国际市场对接机会。及时跟进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新举措，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对外招商和贸易活动。
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徐东良：在新时代，区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区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协作格局、流动顺畅的要素资源配置机制、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辐射带动强劲的区域增长极等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协作格局。按照国际分工理论，依据区域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协作，将落后区域的优势资源和发达区域的技术优势和市场需求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东部地区研发、中西部地区制造”的产业分工格局；培育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主要经济圈，参与国际分工；培育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黔地区、关中平原、北部湾等次中心经济圈，辐射带动国内区域发展。
二是构建流动顺畅的要素资源配置机制。要素资源按照市场化的标准自由流动，是经济效益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关键。区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开放区域市场，打破资源的区域垄断，对民营主体进行全面开放，在全领域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要素资源的顺畅流动，推动要素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三是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学说的要求，充分发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围绕比较优势产业进行产业生态圈布局，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强化区域产业链双向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四是构建辐射带动强劲的区域增长极。按照区域增长极理论，在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依托城市群发展建设和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干线，培育若干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增长带、增长点，为区域经济发展孕育新动能。
唐宇文：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在政策导向上要保持定力、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对于去产能、降杠杆、防风险、严环保、控房地产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在推进过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应的“阵痛”现象是正常的，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一以贯之，稳步推进；同时在推进过程中也要注意追求精准，针对结构性特征、各地区实际分类施策，如金融去杠杆要控制总量更要重视结构问题，新增政府债务限额、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要更多地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从各地区来看，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对于增长新动能要根据自身发展基础，突出特色，稳步培育；对于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要慎踩“急刹车”，避免引发“次生风险”，要分清轻重缓急，分类处置，加强各级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政府偿债能力；污染防治攻坚要有一套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不搞“一刀切”，防止出现形式化和运动性倾向，要突出重点，以问题为导向，加强调研、依法分类处理，避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关停企业，要压实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责任，解决一些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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