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领先全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数量众多的高水平产业集群。为促进集群发展，美国政府联合州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等各类主体，从政策、资金、机制、平台等多个方面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助推先进制造业集群占领全球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总结美国集群建设的经验与做法，对我国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特点
美国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将区域优势作为集群发展的基础、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集群发展动力和以“市场+政府+中介组织”通力合作为集群治理架构等主要特点。
将区域优势作为集群发展的基础。美国产业集群在布局上与自然资源及人文特色相耦合，地方的要素禀赋、交通区位、科研机构密度及研发实力等优势促成了产业最初形成。伴随着集群的发展，相应的技术、资本、人才和产业进一步向当地聚集。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凭借其区域内的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高校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互联网服务、软件开发为主的产业集群。
再如，休斯顿石化集群，其所在的墨西哥湾畔丰富的石油储量和出色的交通区位带动了石油开采、加工等下游产业成长，也促进了石油机械、冶金、造船、运输、贸易、金融等行业，以及人才和商业资本的进一步集聚和发展。目前，休斯顿集聚了康菲石油、哈里伯顿等美国30家最大能源公司中29家的总部，以及1000多家石油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涉及能源相关业务的企业超过5000家，石化工业生产能力占到全美的一半以上。
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集群发展动力。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是美国产业集群保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比如，波士顿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就直接得益于该地区的哈佛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等一大批一流大学和国际顶尖医院。以麻省理工为例，其企业孵化中心为许多生物技术企业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并向学院工程师灌输创业精神，设立“5万美元创业竞争”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学生创业，为新成立的企业提供专利技术认证。同时，也为众多投资者特别是风险投资者提供具有市场潜力的生物科技成果，一系列的产学研合作形成了生物技术产业强大的集聚力。
再如，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一方面以斯坦福大学研究所为先导，创立了第一批信息技术创业公司，吸引众多老牌公司如西屋、瑞森、IBM等在该地建立研究中心；另一方面，集群内大量的中小企业间彼此配合、整合资源、互相外包，在保障创意和构思及时变成产品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间创新思想的快速交流。
以“市场+政府+中介组织”通力合作为集群治理架构。美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中介机构的通力合作。
以密歇根州为例。在本世纪初，密歇根州政府曾准确洞察到一个事实，即美国主流车企的混动技术已落后于日本丰田公司，州政府为此提出了追赶计划，决定在该州底特律市等地大力筹划发展混合动力汽车产业。与此同时，当地整车制造厂也早已有此规划，如通用公司旗下的雪佛兰沃特混动汽车已列入量产时间表，还有一些车企与丰田签订了混动技术许可合同等。政府与企业的合力推动，促进了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的再次繁荣。
再如，在产业集群标准制定、市场秩序维护、贸易摩擦解决和品牌建设等方面，伊利诺伊州的许多商业组织发挥了独特作用，不仅赞助技术研究机构、收集产业信息为集群企业提供创新源头，而且还帮助其开拓市场、争取产业政策，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美国政府培育集群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美国政府培育集群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定完善具体的集群发展政策体系。美国是最早研究集群政策的国家，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美国竞争力再授权法案》，要求实施区域创新集群计划。美国联邦政府2010年建立了3个区域创新集群计划，分别为“能源区域创新集群计划”“工作加速器合作集群计划”和“区域创新集群计划”，支持56个创新集群。
在州政府层面，支持集群发展的政策更为具体。自1996年起，专门负责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加州经济战略小组，开始对全加州产业集群进行跟踪研究，并适时提出政策援助建议，包括调整经济政策、实行发展激励、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
此外，与产业集群发展密切相关的科技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区域政策也相当完善，进一步促进了集群的健康发展。
二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支持集群创新创业。美国政府在支持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财政金融支持手段。
在财政手段方面，大力支持科研机构技术研发、战略产品市场开拓和集群组织机构发展。例如，区域创新集群每年预算约600万美元用于资助集群组织机构，为集群内的小企业提供创业导师和咨询服务，建立导师—学徒关系，组建团队，向潜在投资者、可能采用小企业新技术的公共或私营机构进行展示。
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流向集群内的初创企业，以激发投资主体的兴趣。比如，美国商务部2010年在“区域创新战略计划”中设立“种子基金”项目，旨在推动大学、基金公司、地区经济开发机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成立集群投资基金，对集群内生物医药、水技术、清洁能源、先进制造、自然资源等领域的高成长、初创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有效营造了集群创新创业氛围。
三是构建“1+N”协作机制。为整合资源，消除部门壁垒，多角度、多途径推进集群建设，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亲自挂帅集群工作组，共有8个部门参加。每个集群发展计划都采用一个部门主导、多个部门参与的“1+N”协作机制，即由一个主导部门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对符合要求的特定集群加大政策引导和金融支持力度，同时联合其他部门提供相关配套政策和服务。
以“能源区域创新集群计划”为例，该计划由能源部主导，商务部经济发展局、小企业管理局、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劳工部、教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参与，各部门从不同角度协作以推动集群发展。其中能源部负责集群内企业的技术研发合作、资本及技术支持，小企业管理局侧重于提供商业网络、教育培训、贷款申请、专利申请等服务，同时帮助制定营销策略、技术转移策略等。
四是搭建高效的集群信息共享平台。“摸清家底”是推动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同企业商会、行业协会、高校商学院等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并利用其掌握的大量集群和区域经贸环境相关信息，为集群管理和发展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2014年美国商务部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合作开展的“产业集群描绘计划”，在累计搜集与美国集群发展、区域社会经济特征、商业环境质量相关的多达5000万条数据后，对外发布了美国集群地图和集群数据库。同时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一套对集群优势和潜在机会进行分类和比较的算法，帮助政府和企业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有效布局；搭建起企业间、企业同政府间的沟通平台，供企业获取各级政府部门正在推动的集群项目信息，并就经营中的有效实践、创新经验进行交流和讨论。
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几点启示
美国政府培育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为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三点启示。
一是把握集群形成和发展规律，是集群培育政策成功实施的重要基础。结合美国大量集群依托地方特色、围绕优势产业实现集聚发展的特点，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集群培育政策时，一方面要根植于区域的自然、经济特点，构思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细分中寻找机遇，培植本地经济特色，避免单纯依靠“低价卖地”等措施来实现快速“筑巢引凤”“做大摊子”，造成集群发展偏离区域特性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针对与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特色相契合的产业，要充分考虑其产业生命周期，制定好集群培育政策的阶段性目标。
此外，通过政府采购、破除传统户籍壁垒等举措，培育或引入具备示范性或较强衍生能力的企业及其相应领域人才，同时联合高校、非营利组织等，搭建相应的中介服务体系、劳动教育培训体系。
二是抓好关键领域的政府引导工作，是提升集群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推动集群创新发展伴随着较高的风险，政府既要强调集群内企业的主体地位，又要在资本和研发支持等关键领域做好引导工作。
在资本支持方面，以少量政府资本为引导，鼓励并联合银行及民间合法投资机构，设立面向集群内新兴产业、高科技新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为其提供信贷融资和股权融资支持，以此推动集群内部的创新竞争、活跃创新思路。
在研发支持方面，通过政府引导，在集群区域引导布局更多高水平的大学分校或科研机构分中心，为集群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保障。同时，还要整合各方产学研资源和力量，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组成创新联盟，促进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进而推动企业探索新组织、新模式，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三是塑造集群“有机整体”，是优化集群效率和协同能力的关键。当前，我国大量产业集聚区发展迅速，但其内部企业缺乏聚合效用，仅表现为空间上集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政府、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多方参与构成的有效集群组织、管理机构。
要推动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政府可在现有工业园区管委会、产业协会的基础上，引导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加入，联合成立能够促进集群企业间联结、促进技术创新合作和信息沟通交流，以及增强集体行动效率的集群组织管理机构。该机构以市场化运作为目标，建设初期可依靠政府承担部分运营成本，之后逐步实现独立自主运营。通过多组织参与建立的集群组织管理机构，促进集群成员建立起在技术、产品、业务创新方面的协同网络，避免企业出现资源配置不当、过度竞争以及决策失误等问题，将集群塑造成合作共赢的有机体。（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张舰、黎文娟、赵芸芸、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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